台灣音樂教育學會接到某高中家長申訴，由於孩子在音樂課本上，以簡譜１２３記在五線譜之上，遭音樂老師申斥，音樂成績不及格，以致影響他的「推甄升學」，家長認為處罰太重，希望學會代為發聲。

其實，簡譜不是毒蛇猛獸，不是販夫走卒想出來的懶方法，社會大眾若知道它的由來，就不會再輕視或排斥了。

十七世紀，法國天主教神父蘇威替（ J.J Souhaitty），在指導信眾唱讚美詩時，感受到五線譜的困難，就想要創造一種更便捷的辦法。他以阿拉伯數字１２３４５６７來代替Do Re Mi Fa So La Si，並在一六六五年和一六七九年，分別發表了「學習音樂的新方法」及「用數字譜唱教會歌曲的實驗」兩篇論文，可惜，未受到音樂家的重視，反倒引起衛道人士的非議，新方法於是胎死腹中。

十八世紀中葉，法國出現一位引領風潮的人物盧梭（一七一二 ─一七七八），他的著作「愛彌兒」闡述自然啟發和愛的教育，「民約論」則是近代政治學的里程碑，兩者雖然於一七六二年被法國議會查禁，卻深深影響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運動。

盧梭也是頗有貢獻的音樂教育家，他寫了一百多首歌曲，獨幕歌劇「鄉材的算命師」，獲得國王青睞，演出四百多場。他主張「音樂是語言的昇華」、「人工堆砌的，都是違背自然。」「旋律是音樂的主角，和聲是襯托的配角。」他還協助朋友編輯「音樂辭典」，於一七六七年出版。

當時的精緻音樂仍是貴族們的休閒享受，盧梭有鑑於「全民音樂」的重要，就於一七四二年在法蘭西科學院的論文報告中，大力呼籲數字簡譜的優點，但他的「業餘身分」，卻遭到音樂學院保守教授們的諷刺。

多年後，數字簡譜經過數學老師 P.Galin（一七八六─一八二一）和愛樂醫生A.Paris（一七九八─一八六六）的整理，已漸漸受到重視。到了十九世紀，音樂教育家E.J Cheve（一八○四─一八六四）再加以改進，得到法國政府教育機構的正式認可，稱為Galin-Paris-Cheve記譜法，簡稱Cheve記譜法，俗稱「數字簡譜」或「簡譜」。

簡譜從歐洲傳到日本，再透過留學生李叔同等輩傳到中國，連保守的民族樂器薪傳都熱烈擁抱歡迎，漸漸放棄工尺譜或口傳，英商百代唱片公司出版的「時代曲」歌單，也以簡譜印製。日據時代，台灣公學校「唱歌」教材（音樂課程的前身）有五線譜，也有簡譜，流行歌壇則受日本影響，全部以簡譜建立「全民音樂」的基礎，培養數百萬計喜歡音樂的群眾。

光復後，中華民國學校音樂教育長達五十年來，卻一直排斥數字簡譜，甚至在教育部頒布的課程標準中，明示「不得使用簡譜」（也不得教唱靡靡之音）。直到民國八十年，開放民間出版社編印的「審定本」時，筆者率先於國小音樂課本介紹簡譜，其間與審查委員有過強烈爭執，直到筆者出示大陸國家版音樂教科書，人民出版社的同一套課本印有五線譜版，也有簡譜版，提供學校選擇，才勉強獲得同意。審查委員並指示：六年級才介紹盧梭和簡譜，以避免學生過早學習而養成依賴性。

簡譜確實不適合記錄複雜的器樂曲，卻是最簡易的學習歌唱方法，外出時，若手邊沒有五線譜紙時，一張普通紙就可以記譜或作曲。當許多人害怕豆芽菜，無法親炙五線譜、享用五線譜時，簡譜絕對能幫忙開闢更多的音樂人口，達到「全民音樂」的最高目標，讓門外漢不至於因為困難的五線譜，而放棄享受音樂的權利，好好利用都來不及了，怎麼忍心封殺呢？